【往事】说说“文革”大学招生那回事

来源:米乐m6棋牌官网最新版    发布时间:2024-10-11 22:59:14

  上海化工学院为高桥化工厂、上海炼油厂等10个单位举办的石油化学工业专业试点班学员合影

  《中央关于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招生(试点)请示报告的批示》出台于1970年,由此改变了一众青年的命运。如今回顾这份“文革”期间的老档案,那段特殊的历史又浮出水面。

  中央同意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关于招生(试点)的请示报告,现发给你们,供参考,各地在安排招生工作时,可结合本地区的详细情况办理。

  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,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,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,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,在斗、批、改中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,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“三结合”;清理了阶级队伍;进行了整党建党工作;开展教育革命,贯彻执行毛主席光辉的《五七指示》,创办新型的社会主义大学。

  广大革命师生员工经过三年无产阶级的锻炼,特别是“七二七”以后,在宣传队的带领下,高举党的“九大”团结胜利的旗帜,活学活用思想,深入三大革命运动实践,与工农兵相结合,接受再教育,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,精神面貌有了很大变化。

  一年来,通过教育革命的实践,初步积累了有关招生、课程设置、教材改革、教育学生的方式以及建立“三结合”教师队伍等方面的经验,建立了部分教学、科研、生产三结合的基地。目前已具备了招生的条件。

  为了进一步贯彻无产阶级教育路线,遵照毛主席关于“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,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、农民中间选拔学生,到学校学习几年以后,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”的伟大教导,我们计划于今年上半年开始招生,两校共招生四千一百名。

  从1966年5月16日《中国中央委员会通知》(简称“五一六通知”)发出到1976年10月6日“”垮台,史称“十年浩劫”—无产阶级运动(“文革”)。显然,1966年当年全国所有大学都停止了招生,至1977年12月11日恢复高考(由于时间仓促,全国考试时间统一,但试题不统一,有的考4门〈2门合卷〉,有的考5门,有的考2天,有的考3天;1978年后考试时间、试题均统一),中间整整停止了11届。

  但实际上,大学里的“大学生”基本上没有断过档,因为1965级的要到1969、1970年才“毕业”离校;1972年的上半年起,全国范围内又陆续开始招收“工农兵学员”(亦称“工农兵大学生”);而且之前的一两年中,不少大学还开办过各种短(培)训班和比较正规的(2~3年学制,住读)工人(学习)班、试点班等,是为“教育革命”作探索。

  1968年12月,数百万“老三届”知识青年已“上山下乡”,在农村广阔的天地里接受贫下中农的“再教育”;1969年4月1~24日九大在北京召开,宣告“无产阶级进入胜利阶段”;紧接着中央文革小组要求北京大学等要带头搞“教育革命”,但模式还是要遵照毛主席“7·21”指示办。

  “7·21”指示是指1968年7月21日毛主席在《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调查报告》上所作的批示,即:“大学还是要办的,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,但学制要缩短,教育要革命,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,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。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、农民中间选拔学生,到学校学几年以后,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。”

  上海机床厂的这个调查报告,实质上是当时在“极左”路线指引下炮制出来的,它一面丑化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”在工厂中的“无能”,一面夸大工人阶级“狠抓革命、猛促生产”,创造各种“人间奇迹”的本事,这恰好迎合了毛主席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,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”的思想,所以教育要革命。

  早在“文革”之前的1958年“”时期,毛主席就提出了“半工半读,又红又专”的教育思想,江西方面以“抗大”为榜样,以垦殖场为基础,在省内各地创办了30多所“劳动大学”。著名的“马尾巴的功能”故事就来自于此——1975年拍摄的电影《决裂》(演员:葛存壮〈葛优之父〉)。

  上海机床厂根据毛主席的“7·21”指示,创办了中国第一所“7·21”工人大学。后全国大小厂矿企业纷纷仿效,“7·21”工人大学如雨后春笋般诞生,它们“自行”培养工程技术人员(实际上,理论课教师还是那些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”或“反动学术权威”)。这类“大学”,直至1970年代末或撤销、或更名为职工(业余)大学。

  工厂、农村都在办“大学”,而真正的大学放着不用,岂不浪费?根据毛主席的“最高指示”,1970年5月27日,中央批转了《关于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招生(试点)的请示报告》(中发[1970]46号),并要求各地参照执行。该报告提出废除入学考试制度,实行“群众推荐、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”相结合的办法(后衍生为“自愿报名、基层推荐、领导批准、学校复审”的十六字招生方针)。据此,全国各省市、大学陆续开始为首次招收工农兵学员作准备。

  毛主席一声令下,上海也立刻行动。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的工作由市革命委员会领导,市革会工宣队第一办公室(简称“一办”)负责。一方面紧急做好北大、清华等在上海的招生工作(1970年9月前后,上海川沙等县已有少数农村优秀知识青年被选送到北大、清华去上大学了);与此同时成立上海各区、县、大学的招生组(工作班子),组织有关人员开会和集中举办学习班,学习毛主席论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路线、方针和政策,学习北大、清华的工作经验和有关文件,提高认识,明确上海招生工作的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等。一句话,就是要做到“政治挂帅,思想领先”和“发动群众,依靠群众”。之后,按照北大、清华的做法,上海各区、县、公社进行了摸底调查(5年没有招生了,工厂、农村的知识青年情况复杂;再说以前考大学,与基层无关,由中学和教育行政部门负责)。大学则从领导、师资、教学计划(大纲)、后勤保障等方面作准备,确保“文革”以来的首次大学招生圆满成功。

  1970年底,上海的做法是分“大范围”和“试点班”两步走。复旦大学、同济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3所学校拟招专业的范围较全,人数较多(为何选这3所学校为“大范围”?可能与“一打三反”、“清理阶级队伍”运动进展有关。招生工作再重要,也不能影响到政治斗争的开展);上海机械学院、上海工学院(后来的上海工业大学)、华东纺织工学院、华东化工学院、上海师范学院6所学校先招个别专业的“试点班”(仅限在本市招生),为后续扩大招生范围“先行先试”。

  根据市革会指示,华东化工学院(“文革”时期改为上海化工学院,今为笔者供职的华东理工大学,下文简称“我校”)成立了8人招生工作班子,组长严卫国,副组长严以鉴、何传友,组员章群龄、汤达宗、朱子彬、杨金、范文蔚。经过紧张的工作,学校招收了46名“工农兵”学员,以“化学肥料专业试点班”名义于1970年12月10日正式开学。首批学员来自上海10个郊县农村(36人)、化工局系统(7人)和部队(3人),其中党员13人,年龄最大的37岁,最小的20岁。

  当时招收工农兵学员的主导思想是,以阶级斗争为纲,突出无产阶级政治,开展大学习、大批判和“三大革命运动”(阶级斗争、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);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“上大学、管大学,用思想改造大学”,即不是为了做官,而是为了占领上层建筑,巩固无产阶级专政。所以,学校必须要建立一支“三结合”的师资队伍,编制“三结合”的教材和确立“三结合”的教学实习基地等(“文革”中的“三结合”含义很广,但肯定包括“工农兵”和“革命干部、革命群众”等)。有记载称,我校聘请了专职工、农讲师3名,革命技术人员1名,有实践经验的贫下中农兼职教员若干名;选吴泾化工厂、松江化肥厂、上海化工研究院实验一厂等作教学基地(符合“三结合”要求,且都与化肥搭界);新编教材25种。

  学员们的学习是充满政治色彩的,既要参与学校的政治运动(建立了党支部和连队,准军事化管理,经常打起背包,野营拉练步行到工厂、农村、部队去学习和锻炼,叫“一不怕苦、二不怕死”),又要参加战备劳动,如做泥砖、挖防空洞等(1969年,苏联入侵我边境珍宝岛,按毛主席指示“要准备打仗”所为)。一会儿学习金训华事迹,参观烈士陵墓、“(泥塑)收租院”;一会儿“忆苦思甜”、写村史,还要没完没了地观看“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”,要“天天读”、开“讲用会”和“早请示、晚汇报”等,用在专业学习上的时间被大量占用。

  需要补充的是,在招收化肥试点班前的1969年12月26日(毛主席生日,据称是专门挑选的),我校举办的石油化学工业专业教育革命学习班(又称工人班)正式开学(他们也住校学习,2年制,是“7·21”指示发表后最早兴办的)。这个班共有34名学员,年龄最大的33岁,最小的23岁,有高中、初中、小学学历不等,全部来自上海各化工厂和有关研究所,如高桥化工厂、吴淞化工厂、上海炼油厂、上海电化厂、燎原化工厂、石油化学研究所等。据称,当时选送程序很严格,是经过层层把关、反复挑选出来的,非“根正苗红”、技术能手不可,要实际做到把最出色、最革命的工农出身的子弟送进大学里来培养。但据吴东棣先生(我校原副院长)回忆,根据政策,后来他们这批学员不算“工农兵学员”,所以吃了不少亏。

  不知何故,我校1971年没有招收工农兵学员。1972年4月25日招收326名,称全面复课(1971年4月,国务院召开“全国教育工作会议”,要求“复课闹革命”),1973年招500名,1974年816名,1975年943名,1976年852名,连续5届共计3437名,这中间还包括218名进修班学员(有点定向培养的意思,如农用抗菌素进修班)。此外,列我校建制的四川分院,也从1973年起招收了4届工农兵学员,共计557名。

  1972年开始,我校所有工农兵学员的专业编制(包括班级编号)基本上同“文革”前,有15个专业,任课老师也逐渐恢复至正常,但教材有很大不同,均为新编,据统计有100多种。

  1971年9月13日“事件”后,“文革”形势发生了变化。1972年底学校恢复党委工作,实行“一元化”领导,招生、教育等工作趋于稳定,教育质量有所提高。

  以北大为例,1970年共招收2392人,其学员入学前的文化程度分别为:高中171人,初中2142人,小学79人。1972年前的工农兵学员,由于要求有3年锻炼经验、年龄又要小于25周岁且未婚,所以“老三届”高中毕业生一般轮不进(插队青年大都是1969年初才下去的),故文化程度较低,有的仅小学毕业。另外,就我校而言,工人班、试点班,都在上海的工厂和郊区招生,没有铺开到全国,数量少,以回乡知青为主,而这部分学员原来所上的中学与市区中学质量也有差异。特别是家庭出身稍微“高”一点的,跑黑龙江、内蒙古、新疆、云南、贵州等地插队落户去的更多,他们更想回上海来读书(当然,由于当时的招生问题也很多,他们即使想上当地的大学,由于名额有限,困难也可想而知),但他们当中的高中生后来又过了25周岁而轮不上推荐,所以,无奈之下成了“老插兄”,一直“蛰伏”到1977年底的高考,才梦想成真(恢复高考的那一届,老三届中的高中生,绝大多数考上了大学)。

  1973年首次复出。同年,国务院批转《关于高等学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见》,文件指出:“在政治条件合格的基础上,要重视文化程度,进行文化考查。”但很快出了“白卷英雄”张铁生事件,并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“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”、反复辟、反潮流和反对“师道尊严”的高潮,至此,工农兵学员基本上不考试,即使考,也是开卷考,所以,在他们的档案中没有留下任何有关的学习成绩记录。

  原先规定,工农兵学员通过2~3年的学习后,是要“哪里来到哪里去”的(如“厂来厂去”、“社来社去”等),但后来不太可能做到,一是大学停招了5年,学员毕业又要等3年,而企业和事业单位等的“人才”早就青黄不接,需要补充;二是许多来自农村的知青不可能也不愿意回去(后来几届学员绝大多数本身就是从城里下乡去的知青,好不容易回来了,怎会是再回农村去?)。但1970年招收的“试点班”学员中,还是有人回到当地去的,特别是来自工厂和部队的,大多数都得回原单位(他们不存在“所有制变更”问题)。如1974年1月,我校想把“化肥试点班”中的11名学员留在学校工作,就必须要与原选送单位做协商。

  1970~1976年全国总共招收工农兵大学生约82万。工农兵大学生作为对教育乌托邦的想象,是冲着教育平等化而来的,但他却忽视了应试教育事实上仍然是最为公平的一种模式。由于招生实行的是“推荐制”,开后门的现象不可避免,有些甚至“耸人听闻”,干部子女或有背景、有关系的,纷纷尽早离开农村和艰苦的地方。另外,学制缩短、强调“学工、学农、学军”和取消学业课程考试等,都严重影响了教育质量,有称:“工农兵大学生是世界教育史上的一大笑柄。”

  “文革”后的1980年,时任教育部部长的蒋南翔曾说:“以后不会再使用工农兵学员这个称呼,他们的学历为大专。”但1993年国家人事部、国家教委联合下发的教学厅字[1993]4号文件规定,1970~1976年进入普通高等学校的大学生,学习期满毕业时已由学校颁发了毕业证书的,国家承认其学历为大学普通班毕业,进入高等专科学校的则为专科毕业。

  工农兵大学生是我国特定时期的特定产物,其中大多数人的学习还是比较抓紧的,毕业后在各自的工作单位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,许多人后来还跻身社会中坚:或成为专家、学者、业务骨干,或选择(在国内或赴海外)继续深造,或被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担任要职,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大业做出了贡献。

  作家中最后一届的工农兵学员有大名鼎鼎的梁晓声、贾平凹、李银河等,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敬一丹也是工农兵学员,不胜枚举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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